西方世界的兴起读后感

《西方世界的兴起》作为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之一，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著作。读此书，最让我惊喜和佩服的是此书中所展现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完美统一。

区别于一直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的传统经济史的研究，诺斯运用一定的经济理论来研究西方经济史，同时又运用经济史来证明、验证这些经济理论，使得理论与历史融为一炉。这不仅仅是一种伟大的创新，而且其扩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也为经济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

此书的篇幅不长，有着非常清晰的两条线，一条是人口的增长，一条是产权的变化。正文分为三个部分，十二章节，每部分的内容也比较精炼，其中第一部分：理论和概述；第二部分：公元900～1500年；第三部分：公元1500～1700年。每个章节分五个小节，分别从人口、经济、社会、政治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一个小节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全书主要讲述了西欧从中世纪后期到英国产业革命开始时期的历史。诺斯强调了说人口增长对于新的土地的开发、区域和国家之间的分工以及贸易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仅只是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波动、经济循环。作者花了半本书的篇幅介绍1500年之前整个西欧的发展状况，将这样一种人口增长的作用通过各种循环深入人心，然后进入到了16世纪，通过在同等历史条件下，按照历史沿革是“马尔萨斯抑制”的时期，西欧经济并没有大面积衰退，特别是英国和荷兰反而出现了高增长的这样一种意外结果，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这些国家产权的合理保障以及公民基本的民主自由权利，从而使得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超过了它带来的直接的负面作用。

这是本书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全书的结论就是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有效率的制度，而且很明显，作者是褒奖英格兰而批评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对于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的发展历程，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但看过诺斯的分析，还真悟出了为什么工业革命只能在西欧发生的原因，西方之所以产生了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形成了一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这是东方文化无法产生的。这也正是作者在本书一开始诺斯就提出的中心论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要素，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且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激励，使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相接近。当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时，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好处和报偿时，一个社会不会出现经济增长。这也是本书的特别和创新之处，区别于传统经济史研究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发展归结于技术的革新和提高，而制度是被排除在研究之外的观点，而提出了恰恰相反的观点。

这种独特的思考和观察角度在当时的确是非常进步和新颖的，从资本主义起源的角度看，诺思的观点包含着某种真知灼见，那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说这是继20世纪初韦伯提出新教伦理以后最重要的贡献。它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取向，也促进了制度研究。在此书出版之后，有许多学者用类似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变革的原因和过程，来解释各国的经济发展史。所以，可以说此书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诺斯所说：“对一个学者所作出贡献的真正检验，不在于他的名声，而在于他的思想所具有的力量，要看他是否能鼓舞他人，是否能促进新的研究，是否能使经济史学科充满生机以及它本身是否有能力长期存在下去。”《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的意义也可以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可以说是一书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经济史学界的震惊。

真所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诺斯的理论是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决不是“一般的历史哲学”，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我们在肯定诺思的理论的同时，绝对不能把他的理论当成新的教义。在肯定本书具有的划时代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本书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和问题。

第一，诺思的书是针对西方实行福利国家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而发的，对其他国家来说，其中的一些观点虽然很有启发意义，但他的书所服务的对象决定了它的论证和叙述的重点，他的基本观点，他使用的方法等首先是针对上世纪70年代西方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的。他的学生曾说过：“新经济史的一个明确的意图是把经济史纳入应用社会科学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新经济史的着眼点就是应用———它用当代盛行的经济理论来研究经济史，又通过经济史的证明来推广这种理论。《西方世界的兴起》实际上是从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或从古典经济学的立场出发来讨论制度、市场、产权等问题，与此关系不大的一概被忽略了。其最终目的是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少加干预，让资本更自由地活动，这是一种针对福利国家建立后资本受到“太多”干扰而提出来的理论，与两个世纪前亚当•斯密反对重商主义政策的背景有一致之处。第二，诺斯的理论低估了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诺斯之前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之下的，包括一定的微观制度环境，来进行分析和论证的，这样很有可能掩盖制度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重要结论，而诺斯正好揭示了这一点。

但是，他对制度这一因素在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的观点又可能过于执着，至少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可以看出，“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变革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而本书着眼于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原因。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个人必然受刺激的趋势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应当设计某种机制是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私人和社会的收益之间的不一致是指某个第三方不经他们同意会获得某些收益或付出某些成本。每当所有权未予确定限制或没有付诸实施时便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如果私人成本超过了私人收益，个人通常不会愿意去从事活动，虽然对社会来说可能有利。”

可以看出，诺斯将一切经济增长的源动力都归结为制度，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方面的定论还是值得推敲的，即使放到现代的社会来看，我们中国每年都保持这么快的经济增长，不可否认，这跟制度安排有紧密的关系，但是纯粹从制度上看，香港、美国等制度比中国先进的有很多，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却要比中国慢。由此可见，制度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

第三，诺思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统一”的研究方法，虽然可以使一个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明了，容易理解，但由此也潜藏着一种危险性，那就是大大简化历史现象，把复杂的多方面的历史事实简化成一个逻辑的而不是具体的发展过程。把他的书放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背景下，就会暴露出各种偏颇。从某种角度讲，《西方世界的兴起》不是一本经济史，而是用历史来演绎一种针对现实问题的经济理论。

第四，通过阅读此书，可以进一步体会到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矛盾的存在。从诺斯的观点去研究，共产主义社会会变得无比荒谬。因为完全公有化的制度，就已消灭了私有财产的存在，更谈不上保护。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也无法产生劳动的激励，因此经济无法发展，这种社会也根本不可能到来。

实际上，该书的一些偏颇早在它出版时西方就已有人看到了；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楚、更深刻地看到它的不足和缺陷。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随便把他的理论套用到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去，或简单地用它来衡量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的产权改革，也就是说如果把他的观点看成“一般的历史哲学”，那是很危险的。这些对于当今中国的制度创新和改革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值得人深思的是，一些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为什么还是能够存在？这种现象在当今的中国尤其显著，发人深省。

最后引用道格拉斯•诺斯的一句话：“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在我国，对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不仅影响着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也影响着对当前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思考。对这个问题的片面认识，会对我们的有关研究和思考产生不良影响。现在有些人颇热衷于“引进”一些西方理论，并对其抱持“拣到篮里即是菜”的态度，而不太注重、不去分析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由此很可能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所以今天，我想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为文本，谈一谈对现代世界的起源及发展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认为：西方所以产生了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形成了一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权的确立。毫无疑问，这个观点包含着某种真知灼见，但它决不是“一般的历史哲学”，更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1973年，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立即引起重大反响，为他日后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打下了基矗在这本书中，他们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个影响极大的理论：西方所以产生了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形成了一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权的确立。此后，诺思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写出了《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他或以他为代表的思潮被称为“新经济史”或“新制度主义”。

从资本主义起源的角度看，诺思的观点包含着某种真知灼见，那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说这是继20世纪初韦伯提出新教伦理以后最重要的贡献。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统一”，即用一定的经济理论来研究经济史，也是一种创新，所有这些都使这本书成为新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同时，这本书又符合当时西方社会的特定需要，所以它的出版造成的影响，我国有人喻之为“一‘书’激起千层浪”，这样讲可能并不为过。早在1980年，诺思的学生就为纪念诺思60大寿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他的一个学生在前言中曾自豪地指出：“在过去23年中(通常认为，新经济史产生于1957年在美国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史中没有一个题材未受到新经济史的修正、重新解释或彻底变革，而且这种修改工作仍在继续进行。”1993年，诺思因其在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上的贡献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当我们这样肯定诺思的理论时，不能把他的理论当成新的教义。他的理论是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决不是“一般的历史哲学”，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诺思的书是针对西方实行福利国家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而发的，对其他国家来说，其中的一些观点虽然很有启发意义，但他的书所服务的对象决定了它的论证和叙述的重点，他的基本观点，他使用的方法等首先是针对上世纪70年代西方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的。他的学生曾说过：“新经济史的一个明确的意图是把经济史纳入应用社会科学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新经济史的着眼点就是应用———它用当代盛行的经济理论来研究经济史，又通过经济史的证明来推广这种理论。《西方世界的兴起》实际上是从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或从古典经济学的立场出发来讨论制度、市尝产权等问题，与此关系不大的一概被忽略了。其最终目的是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少加干预，让资本更自由地活动，这是一种针对福利国家建立后资本受到“太多”干扰而提出来的理论，与两个世纪前亚当·斯密反对重商主义政策的背景有一致之处。西方有一个叫杜格的学者专门讲到了诺斯的理论与亚当·斯密的关系。他说“新制度主义”事实上并不“新”，因为它是达尔文以前的东西，实际上是“旧”的。

此外，诺思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统一”的研究方法，虽然可以使一个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明了，容易理解，但由此也潜藏着一种危险性，那就是大大简化历史现象，把复杂的多方面的历史事实简化成一个逻辑的而不是具体的发展过程。把他的书放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背景下，就会暴露出各种偏颇。

从某种角度讲，《西方世界的兴起》不是一本经济史，而是用历史来演绎一种针对现实问题的经济理论。实际上，该书的一些偏颇早在它出版时西方就已有人看到了；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楚、更深刻地看到它的不足和缺陷。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随便把他的理论套用到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去，或简单地用它来衡量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的产权改革，也就是说如果把他的观点看成“一般的历史哲学”，那是很危险的。

诺思的理论首先低估了公共政策在刺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就当代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经济的快速扩张都是广泛的公共政策与个人经济活动良好结合的结果，例如前苏联、中国等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曾有过在私有制下不可想象的发展速度，公共政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想先谈一下诺思的理论中几个比较容易看出来的缺陷。

第一，诺思他们低估了公共政策在刺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出版后，罗斯托就在一篇书评中指出，诺思他们“对重商主义的看法是过分斯密式的(甚至是弗里德曼式的)，低估了公共政策在商业扩张、减少运输费用及为发明提供刺激中的建设性作用”。

这里的公共政策是指国家为推动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就当代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经济的快速扩张都是广泛的公共政策与个人经济活动良好结合的结果。完全的私有制与纯粹的公有制一样，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促进经济发展。前苏联、中国等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曾有过在私有制下不可想象的发展速度，就是广泛的公共政策在起作用。不久前国内有学者指出，印度的基础建设至今老化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它制度成本非常高，使用每块地都得买。在印度修一条铁路花的钱远比同时期的中国高。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国家若征用某块地，只要一纸命令，一路畅通，村民没有什么异议。还有，我国当时在中西部十三个省进行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的“三线建设”，如按私有制的搞法，其成本将是天文数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即中央政府可以集中财力和人力办成一些大事。至于以后因过分采用这种手段而导致僵化，并不能抹杀一定程度上这种手段的优点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这本书绝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一本介绍历史的书，它全书都在问绕着一个中心，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在于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这种有效率的组织能够使私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以前历史课上学到的西方产业革命的原因——技术进步，其实只是制度因素的结果。制度安排推动经济发展应该成为我们今后考虑问题时一个很好的观点。当然，作者还认为“导致制度创新这一西方社会兴起原因的主要参数变动是人口增长”，中世纪有几个人口起伏的阶段，在这几个阶段里社会呈现出完全迥异的面貌，这也应该算是本书的一条隐藏的伏线。

这本书所涉及的领域——西方国家中世纪经济史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以前的历史课只讲述中世纪的一个概貌，然后很快过渡到工业革命，所以我对于这段漫长的历史进程只有一点很模糊的概念和几个零碎的名词——黑死病、百年战争、圣女贞德、都铎王朝。而这本书正好填补了我的历史知识断档。

当然，这本书绝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一本介绍历史的书，它全书都在问绕着一个中心，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在于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这种有效率的组织能够使私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以前历史课上学到的西方产业革命的原因——技术进步，其实只是制度因素的结果。制度安排推动经济发展应该成为我们今后考虑问题时一个很好的观点。当然，作者还认为“导致制度创新这一西方社会兴起原因的主要参数变动是人口增长”，中世纪有几个人口起伏的阶段，在这几个阶段里社会呈现出完全迥异的面貌，这也应该算是本书的一条隐藏的伏线。

下面我来简单概述一下全书的主要内容。9世纪的西欧还处于十分原始的状态，没有城市，只有大片的荒野中间夹杂零星的庄园，每个庄园都几乎是自给自足和封闭的。从10世纪开始，西欧进入中世纪盛世阶段。人口与商业同步发展互相促进，然后人口的增长又促进了移民，广袤的荒野开始被逐渐开垦出来，这种“边疆运动”导致欧洲不同的人口密度和专业化分工。庄园组织在市场经济兴起的大背景下开始发生许多变化，比如货币给付取代劳动捐。此外，技术进步尤其是农业技术的进步都因为市场扩大这一诱因而出现。以上种种的变化促进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

接下来的13世纪代表了中世纪的成熟期。此时期欧洲人口还在继续增长，边际劳动生产率下降，但是人口的增长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进而促进新的生产工艺和新的组织制度的出现（如委托制和合伙制的前身、银行存款业务、保险业的前身、集市等），种种新的制度都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前面提到的社会收益等于个人收益的情况只出现在工业和商业领域，没有出现在主导的农业领域，最终使得人口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西欧没能逃出马尔萨斯危机的阴影。

经过了13世纪的繁盛景象，欧洲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遭受了严重挫折，各种天灾人祸可谓是中世纪最为黑暗的阶段，不过同时又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历史时期，所以很难对14、15世纪做出简单的评价。虽然史料有限，但是无可争议的是西欧人口下降了，其原因主要是饥荒、瘟疫和战乱，人口减少直接导致劳动的相对价格上升。但是其更深远的影响是庄园经济走向灭亡，民族国家逐步建立（法国、西班牙走向“君主制”，尼德兰、英国走向“议会制”）。

16世纪被看作是近代的开始，但又似乎是历史的轮回，13世纪的经济因素重演于16世纪，14世纪的问题重现于17世纪，不过在这种相似中自有差别。16世纪是一个恢复并扩张的年代，西欧人口再次增长，同时价格水平也在上涨。贸易活动十分活跃，尤其是新大陆的开辟使欧洲福利上升。然而人口增长导致的收益递减趋势超过了市场效率增长，所以马尔萨斯危机于17世纪再次降临欧洲各国，但这也是历史的分岔口所在——法国和西班牙在竞争中走向衰落、尼德兰和英国则稳步增长。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经济组织的效率。法国和西班牙由于王权的垄断，使得人们的所有权得不到保障，必然影响经济的发展。和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荷兰（尼德兰）和英国，这两个国家良好的制度框架为所有权提供了保障，进而一系列的创新为工业革命做了铺垫。

总结整个中世纪，西欧经历了两次马尔萨斯周期，其间即使是在收缩期经济也还是不断发展着的，只是速率有快有慢而已。这种客观辩证的历史观是本书的优点之一。最后，经济组织的效率决定着一国竞争力的大小，可见“制度”永远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