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风险管理经典案例

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美国与各国，尤其是与主要逆差来源国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为此，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5个发达国家的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决定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地下跌，以增加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史称“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日元。1985年9月，日元汇率还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随后，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被称为“失落的十年”。虽然日本经济持续萧条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自身缺陷和日本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但“广场协议”无疑也是日本经济持续萧条的重要因素之一。

某公司为一家生产型的涉外企业，原材料大部分从国外进口，生产的产品约有三分之一销往国外。企业出口收汇的货币主要是美元，进口支付的货币除美元外，主要还有欧元和英镑。该企业每个月大约还有100万美元的外汇收入，400万美元左右的非美元（欧元、英镑）对外支付。2002年年中，欧元兑美元汇价在平价下方，英镑兑美元也在1.5美元左右，而2003年上半年欧元兑美元不仅突破了平价，而且最高时甚至达到1欧元兑换1.18美元，该公司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汇率风险损失。

该公司出口收汇的金融小于进口付汇金额，每月收付逆差约300万美元，且进口付汇与收入外汇的币种也不匹配，存在非美元货币在实际对外支付时，与签订商务合同或开立远期信用证时的成本汇率相比升值的风险。因此，该公司迫切需要进行外汇风险防洪和规避。

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出盈利预警，称公司为减低西澳洲铁矿项目面对的货币风险，签订若干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而引致亏损，实际已亏损8.07亿港元。至10月17日，仍在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按公平价定值的亏损为147亿港元。换言之，相关外汇合约导致已变现及未变现亏损总额为155.07亿港元。

事件发生后，集团财务董事张立宪和财务总监周志贤辞去董事职务，香港证监会和香港交易所对中信泰富进行调查，范鸿龄离任港交所董事、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主席、收购上诉委员会和提名委员、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主席，直至调查终止，中信集团高层人士对中信泰富在外汇衍生品交易中巨亏逾105亿港元极为不满，认为荣智健应对监管疏忽承担责任，对中信泰富董事会讲可能进行大改组。

而中信泰富的母公司中信集团也因此受影响。全球最大的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将中信集团的长期外币高级无抵押债务评级从Baa1下调到Baa2，基础信用风险评估登记从11下调到12；标准普尔将中信集团的信用评级下调至BBB-待调名单；各大投行也纷纷大削中信泰富的目标价。摩根大通将中信泰富评级由“增持”降至“减持”，目标价削72%至10港元；花旗银行将中信泰富评级降到“沽出”，目标价大削76%至6.66港元；高盛将其降级为“卖出”，目标价大削60%至12.5港元；美林维持中信泰富跑输大市评级，目标价削57%到10.9港元。

除此之外，中信泰富的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一家香港红筹股资金运用部总经理表示：“此事对于在港上市的中资企业群体形象破坏极大，对于我们也是敲了一记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