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中国哲学史》是著名学者冯友兰的重要代表作。

本书以时代思潮为纲，对《中国哲学史》整个中国哲学史以至于文化史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对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新见解。在指导思想上，作者“不依傍别人”，在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基础上，独立地开展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在内容结构上，以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问题为基本线索贯穿中国哲学史，广博而不芜杂，严谨而又生动，达到了文与质、博与约的统一。书中着重探讨了中国哲学中的精神境界学说，更使得本书具有探究人类精神发展史世界意义。虽然很多人说这本书晦涩难懂，然而在我看来，它已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给了读者，因为毕竟这本书成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给外国人上中国文化课。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英文版在当时绝对堪称是国外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而冯友兰更是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学者之一。它的问世，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起到了极大的积极意义。而它翻译成为中国后，也更不失为一本言简意赅，轻松易懂的中国哲学读物。除了在人类至高道德上体现其价值，朴素点说哲学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哲学家就是热爱智慧的人。智慧不是手段而是追求的对象。我们永远不可能占有智慧，至多也只能做到热爱和追求“智慧”。正如冯友兰教授所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具体而言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类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我感觉,人应该在哲学的指引下更加智慧地生活；应该在本书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磨砺人高贵的品格，找回人高尚的人性，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我们或许可以不关心数学和物理学的新进展，直接利用或者享受它们的成果，但是却不应该不关心哲学，因为哲学不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心的问题。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尽管经过了理性的省察也不一定能找到生活的目标。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史的学习过程就是与前人在思想上进行对话的过程。因为尽管这些哲学家已经不在，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永远不会过时。

初读《中国哲学史》，才发觉原来自己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一窍不通。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从这只有300来页的书本里看到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在中华上下5000千年的历史的发展脉络。

这本书里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各家：儒家，法家，道家，名家，墨家等等，尽管对哲学知之甚少，但书中所写“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这句话，可以大概我们了解到中国哲学的重要性。

对哲学的态度，我的感情很微妙，仿佛“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如那不可触摸的皇冠，它的金光灿烂在昭示着，是凡人不可侵犯的。哲学，也被人称为所有科学的科学。当我捧起这本《中国哲学简史》，心中的神圣感与畏惧感也油然而生。在首章，“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分析道：“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正面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

实际上，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所循教导的是“道“与“德“，帝王之家讲求的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的天下“；普通人际交往中，也以忠义为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种思想的灌输可通过许多的途径，即使大字不识一个，那你总会听说过岳飞的故事吧，岳飞其实此时也成了中国儒学所颂扬的道德的载体。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认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的。哲学这门科学并没有在中国古代被命名过，但是他潜移默化地浸入人们的思想。在中国，哲学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关切的领域。从前，一个人如果受到教育，首先就是受哲学这方面的启蒙教育。即使现在也为大家所熟知的《三字经》，它是孩子们刚学认字所通用的课本，每三个字为一组，每六个字成一句，偶句押韵，朗读时容易上口，也便于记忆，而《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便是孟子哲学的基本思想。更无须多论“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是读书人的必学教材，它们实际上就是老子，孔子这些哲学家们的哲学著作。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人的生活渗透了儒学思想，儒家俨然成为了一种宗教--儒教。我从某一角度看来，中国之所以在过去被称为礼仪之邦“，要诚心地感谢这种精神教导。中国无论哪一派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地关切政治和伦理道德。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心地狱或天堂；关心人的今生，而不是来世。它有一心教导人向善去恶，何为“君子之道，如孔老夫子“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他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仁，己欲达而达人“，“己之所欲，施之与人。“这是“仁“的积极方面，尽己为人谓之忠。“仁“的含义还有一方面“恕“，就是“一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方面合起来，称为“忠怒之道“，孔子认为，这把仁付诸于实践的途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恕之方“。

孔子推崇“仁义“，仁的本质是爱人，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常念及此，人们就会善待自己身边的人。遇到艰辛劳作，流着臭汗的农民或工人时，他不会避之不及；看到乞丐，他自然会生出恻忍之心；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少争执，多谅解。孔子又说，以于立而立人已于达尔大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把仁付诸实践。如果人人都达到了这个境界，人自然会少作恶，多行善。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每念及此，人自然变得更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和亲人，也同样自然地去爱护别人。若天下人都有此两心，人与社会也就会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官者理解了这个道理，懂得了人伦之道，自然要竭尽所能来促进人民大众的福利。最后，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四种关于人生境界的看法，对我们也是大有启示的。只有懂得世上并不是有自己，还存在着一个社会，自己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好处；或者人是“宇宙公民“，做每一件事，都是为宇宙的好处。我们就会舍弃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和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而去追求“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或者是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

近我对中国哲学兴起浓烈的兴趣，于是找来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有望自己能从中拾到一点做人处世的哲学，以改变自己充实自我。

所谓读史能够明智，看一件事物需要了解它形成发展演绎的整个过程，方能对其现状理解的更为透彻。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一定与古代中国思想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制度的改良与革命，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以坚船利炮促成两个文明碰撞所致的一次次的思潮，也无一不见证了中国人在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由传统的向现代的更为开放的观念转变。总有个挥之不去的困惑萦绕在脑海里：为什么中华文明曾经在唐朝时候如此强大，综合国力在当时属世界前列；而到了明清，国家却一步步走向没落，政府的集权暴政和愚昧无知随着文字狱的兴起、闭关锁国政策的加强到达了极致。而与此同时，西方为什么能够促成社会的工业革命，科技振兴。等待中国的，却只是被欺负和被妥协。

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从大体上对中国哲学从古至今的发展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原本的一些困惑也逐渐有了答案。任何事物都有个起源，中国人的思想也不例外。思想观念最初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环境。中国是个大陆国家，与古希腊海洋环境不同，中国陆地面积大而且多山，地理上便有着封闭的特点。希腊人漫游列岛，中国人只能望洋兴叹。不能从事海洋活动的中国人便依附在土地上进行辛勤的耕作劳动。所以农业历来都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历代的统治者采取的都是重农轻商的政策，他们坚信，人可以不做生意，但不能没有饭吃。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社会便得以长期的发展，并成了维持社会运行的基础。农业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中国的哲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思想。有了耕作的传统，农民世世代代依附在自己的土地上，家族制便应运而生。从这儿可以发现中国与西方海洋国家在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儒家的整套伦理是家族制的一个理论升华。儒家的伦理很强调人们各自的位置，君臣父子，每个人都要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从积极层面上讲，用伦理去规范人的行为可以避免由无序引起的社会混乱，强调人在各自的角色中做好份内该做的事情，对当今社会仍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消极的说，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从而才会被统治者利用成为其专制统治的工具，发展成为后来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绝对服从。而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走不出盛衰怪圈的最根本的原因——平等制约的缺失。

中国封建社会主流哲学思想主要有儒、法、道三家。儒家重人伦，法家重赏罚分明，道家重无为。每个朝代之初，百废待兴，统治者大多励精图治，道家“清虚自守”、“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其用来作为恢复国力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导思想。而到了统治中期，社会需要稳定秩序，统治者大多采用儒家伦理来教化百姓，使子女孝顺父母，臣民忠于君主。盛极必衰，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每个王朝的鼎盛便预示着她开始一步步的走向衰败。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王朝末期，官吏贪污腐化，鱼肉百姓。此时民怨沸腾，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法家的重刑法的那套办法来维护风雨飘摇的统治。纵观中国哲学，无论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把关注点放在具象的人伦关系上，所以被认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哲学。中国人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去探究分析一个事物的本质，不会形而上的去思考讨论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的关系，所以产生不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种子。文艺复兴是西方社会的转折点，大大解放了人性，把人从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接之而来的启蒙运动，更是大力宣扬了理性与科学，给封建的宗教统治以致命的一击，促使西方社会大踏步的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远在东方的明清政府，正在一步步的把专制集权推向历史的顶峰，人性被磨灭，何来理性科学的土壤，有的只是进一步的封闭和愚昧。四大发明在中国被用作迷信活动，却被西方人用作制造打开中国大门的坚船利炮。哀哉！

1840年鸦片战争，随着国门的被迫打开，西方思潮的涌入也大大冲击了中国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孙中山号召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提倡民主共和，可是民主思想并没有深入百姓，共和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美丽的梦。张勋复辟，袁世凯篡权，北洋军阀专制统治，中国的自由只是统治阶级的自由，民众仍被奴役。包括后来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眼看着现代化的火种正要燃烧，却被毛泽东酿造的灾难性的文革扑灭。统治者号召群众起来集体做一件事在中国是一个传统，然而，历史上每每灾难的发生，并非有些人故意把大家引向灾难，而是他们坚信，只有他们才能把所有人带向光明。当下中国有些人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些人想提倡学习西方文明，我想，这本身就是件好事，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不正证实着我们在向更为民主的社会迈进么。

冯先生一再强调哲学的功用就是“提高人的心灵境界”，其最理想的高度就是“天地境界”。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它就深深的蕴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

所以，我们应该接受冯友兰先生的建议：“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那么，一个人“哲学化”的开端，就是先要了解一下中国哲学发展史，感受一下中国哲学思想的博大与厚重，再选其精华为自己所用，这样就可以为“大道普传”时代的到来“人人高度哲学化”打下基础，保证自己不落伍，让自己紧跟时代潮流，成为骄傲的“弄潮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近我对中国哲学兴起浓烈的兴趣，于是找来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有望自己能从中拾到一点做人处世的哲学，以改变自己充实自我。

所谓读史能够明智，看一件事物需要了解它形成发展演绎的整个过程，方能对其现状理解的更为透彻。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一定与古代中国思想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制度的改良与革命，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以坚船利炮促成两个文明碰撞所致的一次次的思潮，也无一不见证了中国人在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由传统的向现代的更为开放的观念转变。总有个挥之不去的困惑萦绕在脑海里：为什么中华文明曾经在唐朝时候如此强大，综合国力在当时属世界前列；而到了明清，国家却一步步走向没落，政府的集权暴政和愚昧无知随着文字狱的兴起、闭关锁国政策的加强到达了极致。而与此同时，西方为什么能够促成社会的工业革命，科技振兴。等待中国的，却只是被欺负和被妥协。

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从大体上对中国哲学从古至今的发展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原本的一些困惑也逐渐有了答案。任何事物都有个起源，中国人的思想也不例外。思想观念最初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环境。中国是个大陆国家，与古希腊海洋环境不同，中国陆地面积大而且多山，地理上便有着封闭的特点。希腊人漫游列岛，中国人只能望洋兴叹。不能从事海洋活动的中国人便依附在土地上进行辛勤的耕作劳动。所以农业历来都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历代的统治者采取的都是重农轻商的政策，他们坚信，人可以不做生意，但不能没有饭吃。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社会便得以长期的发展，并成了维持社会运行的基础。农业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中国的哲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思想。有了耕作的传统，农民世世代代依附在自己的土地上，家族制便应运而生。从这儿可以发现中国与西方海洋国家在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儒家的整套伦理是家族制的一个理论升华。儒家的伦理很强调人们各自的位置，君臣父子，每个人都要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从积极层面上讲，用伦理去规范人的行为可以避免由无序引起的社会混乱，强调人在各自的角色中做好份内该做的事情，对当今社会仍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消极的说，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从而才会被统治者利用成为其专制统治的工具，发展成为后来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绝对服从。而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走不出盛衰怪圈的最根本的原因——平等制约的缺失。

《中国哲学史大纲》内容概要：这本书所获得的赞誉无以复加，它被视为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开山之作，为胡适的学术地位奠定了一块不可撼动的基石，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是中国学者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